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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974年，一艘南宋时期的古沉船在沉寂了700多年后于后渚港被发掘。古沉船上出土了大量香料、药物、货物木牌、铜钱、陶瓷器、铜器、木器、编织物、皮革制品、书籍、装饰品、贝壳、珊瑚等珍贵文物，直观再现了昔日南宋泉州海贸盛况。这艘古沉船在当时被称作“福船”，因其卓越性能成为当时海上丝路的重要交通工具。让我们以这艘古沉船为载体，回望700多年前那个"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风华时代，一起去探寻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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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乱民穷，兴海远贸

南宋自立国开始，国家经济受金军的连年入侵影响，一直处于瘫痪状态。这一时期，随着宋军节节败退，导致北方土地大片丧失，上千万的流民涌入江南地区，农业和工业生产迅速减少，国家收入大幅下滑，这一时期的财政收入从北宋晚期的六千万贯锐减至南宋绍兴时期的一千万贯左右。同时，朝廷的开支却在不断增长。北宋末，钱币岁入有六千万贯，其中养兵之费约五千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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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朝廷钱币岁入约一千万贯，而养兵支出就要九百六十万贯一年。后来，南宋重整军备，且每年要向金朝纳贡，这一费用的数字又翻了几番。如此一来，南宋自立国开始便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直接威胁南宋政权在江南的统治。如何能够快速缓解经济危机，安定民心，筹措军费成了南宋王朝朝野上下的头等大事，为此不少士大夫建议宋高宗节约朝廷开支，加征田赋和商税，增发货币，尽一切可能搜刮民间财富，来缓解朝廷燃眉之急。对此，宋高宗赵构很快否决这一建议，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金军的入侵让百姓生活已经极度贫困，更有上千万北方流民涌入，一旦大幅加征税赋必然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让刚刚建立起来的南宋政权瞬间土崩瓦解。在宋高宗看来，要想增加朝廷赋税就必须要开发增长经济来源的新渠道，而在北宋时期就有不错收益的航海商贸在宋高宗看来就即为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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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特别下诏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从此以后，南宋王朝朝野上下便将支持、垄断海外贸易作为朝廷创收的重要政策。在北宋的基础之上又在松江、江阴、华亭（上海）、温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进行海外贸易。不久之后，海贸对南宋王朝财政的增长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绍兴年间海贸就为朝廷创造了每年平均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税收，并为大量北方来的流民安置提供就业岗位。到了1174年至1189年间，两浙（当时包括浙江及江苏南部）每年平均上交1200万缗,占当时全国平均钱币税收1560万缗的77%以上，可以说如果没有海外贸易带来的丰厚收入，南宋王朝是不可能在江南站稳脚跟，度过立国初期的艰难岁月。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让许多人对漂洋出海趋之若鹜。以福建为例，"以海为生和从商之人，一旦过得不如意，会毫不犹豫离别父母妻儿，居住到蛮夷之地"。但也有很多士大夫扬帆出海只是为了去异域探险，或者在未知之地感受探索之乐。例如，曾于绍兴年间（1131-1162）任国子监学正的莫汲，被贬到化州后，他便租船泛海探索。他曾远航到北洋，当时船员都感到害怕不敢前进，要发生暴乱，他拔剑胁迫大家继续航行。回程之时，他们记载曾见到身长十余丈的鱼。从他们的描述猜测，他们见到的可能是鲸鱼。

二 靖海安边，以卫海疆

为了保证海上贸易的兴盛稳定，抵御金军、伪齐水师和海盗对南宋朝廷海上贸易的威胁，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显得尤为重要。自南宋王朝的水师建设是在北宋时期遗留水师的基础上完成的，早在宋朝太祖皇帝时期就积极支持水师的建立，各路地方都建立水军。此外，禁军中有两支"虎翼"水军，广州有东南道巡海水军。但是各地部署的水师规模并不大，可能一两艘武装的舢板就组成一支水师，到了内河水战时，使用的可能就是大一点儿的划艇。陕西路的四支水师驻扎在今青海省黄河源头，后来因对战吐蕃受损，北方的一些水军则因对金作战受损。因此，南宋开始重组水师之时，只剩77支水军，这对于应对南宋时期日益增加的内河、海疆防卫压力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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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宋朝廷设置了专门负责水师军务的沿海置制使司衙门，将统领水师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这是推动水师规模扩张的关键性举措。设置沿海置制使司衙门之后，紧接着就是对水师力量的大规模扩充，兴建战船提升水师战斗力。

当时南宋朝廷最常使用的战船有以下几种：大型桨帆战船，又称戈船或棹船。宋高宗登基后的几年中，浒浦造船坊生产出两种桨帆战船：一种叫四百料的八橹战舰，长八丈，每艘用钱一千一百五十九贯；另外一种为四橹"海鹘"战船，长四丈五尺，每艘用钱三百二十九贯。宋朝常用的另一种战船叫鱽鱼船，这种船面阔一丈二尺，身长五丈，头尖尾阔，有大量空间可存放石块、弓箭和物资，可载五十人，由朝廷出钱四百余贯，交民间工匠打造。南宋水师规模最大的海船"海鳅"由广东和浙江的官方造船坊制造，面阔三丈，约载二千料，"比鱽鱼船数已增一倍，缓急足当十舟之用"。这种船在当时也被称为鳅头船，所有的船中，最奇特的是车船。这种船的产生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创新才智。早在5世纪时，就有这种奇妙之船出现，但到了南宋时期，它们才被改进到最完美，并发挥最大的作用。1132年，一位宰相在评论某场水战时称："贼有车船，如陆战之阵兵；鳅头船，如陆战之轻兵。”1132年8月，无为军（在今安徽地区）守将王彦恢上陈了自己所著的关于车船如何在战争中使用的文章，称车船轻便快捷，可用于拦截敌船；同时他还展示了自己创制的飞虎战船，船旁设四轮，每四人踏一轮。南宋朝廷肯定了他创制的战船，下令建造一批"飞虎战船"，并单独组建了一支"飞虎"船队。1134年至1135年，宋军在洞庭湖与农民起义军的交战中，使用了长二十至三十丈的大型车船，每艘船除船工外能容七百至八百名士兵。这些战船造价十分昂贵，二十丈长的车船用钱两万贯，"若以系官板木，止用钱一万贯"。有些车船甚至长达三十六丈，而宽达四丈一。1134年，两浙路的造船坊奉旨在一年内打造九车和十一车海船，共二十八艘。显然两浙路顺利完成了此次任务，因为次年该地区于3月奉旨建造十二艘九车战船和八艘十三车战船，6月又奉旨建造三十艘五车十奖小船。在武器装备上，南宋水师也十分先进，不但装备了盔甲、木弩、床弩、弓箭、飞枪、铁撞等常规武器，还装备了数量可观的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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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水师的火器有以下三种，第一为用于近战的猛油火柜，据《武经总要》记载，它以猛火油为燃料，用熟铜为柜，下有4脚，上有4个铜管，管上横置唧筒，与油柜相通，每次注油1.5千克左右。唧筒前部装有"火楼"，内盛引火药。发射时，用烧红的烙锥点燃"火楼"中的引火药，然后用力抽拉唧筒，向油柜中压缩空气，使猛火洞经过"火楼"喷出时，遇热点燃，成烈焰，用以烧伤敌人和焚毁战具，或在水战时焚烧浮桥、战舰；第二是震天雷，它是用陶罐为载体，内装石脂和火药，使用时用抛石车发射，用来炸毁敌方战船使用；第三是飞火箭，即在弩箭上绑定火药袋，用床弩进行远距离发射，烧毁敌方战船。南宋水师凭借优良的武器和严格的训练很快在实战当中大杀四方。

公元1161年秋，金主完颜亮率军40万分四路向南宋大举进犯。其中一路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益都尹完颜郑家奴副之，率战船600艘，兵士7万，辎重无数，在胶州湾唐岛一带驻扎，拟由海路进攻临安。八月十四日，南宋浙西副总管兼海船副提督李宝侦知金兵动向 率战船120艘，兵士3000人由海州出发，准备偷袭金兵水寨。翌日拂晓，南风渐起， 李宝率船队在唐岛与金军遭遇并全速向金船扑去。金军慌忙升帆迎战，金船绵亘数里，指挥不灵，李宝下令用火箭攻击。金军船帆均用油布做成，火箭射中立时烈焰腾空，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金船顿成一片火海。李宝命军士跳上未燃金船，展开肉搏，金兵被烧、淹、杀死无数，投降者3000余人。金副都统、完颜郑家投海自尽，南宋军缴获武器、盔甲、粮食无算，无法搬运的辎重全部焚毁，大火烧了4天4夜，因主帅苏保衡未随船队出发，只身逃命。此次战役，李宝以3000水军，全歼了超过自己20倍兵力的金军，粉碎了金从海上侵袭宋都城临安计划，成为南宋水战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一时期，宋朝水师在抵抗金军入侵的同时还承担着一项重要的任务一一肃清海寇。北宋后期，广州是一个重要的港埠，全国九成的海上贸易都通过广州，出入珠江的商船都由朝廷派船护航。广州至海陵山的七百里沿岸海岛上，设有望舶巡检司。但自靖康之变后，朝廷已无暇顾及海道和海岸的治安。海寇日益猖獗，不但伏击过往商船，甚至抢掠沿海城市。

南宋初期的几十年间，由于国库收入来源有限，朝廷十分依赖海上贸易的税收，用它来填补行政和军费支出。因此，剿灭海寇成为朝廷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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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宰相李纲曾上表：“臣契广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过，劫掠沿海县镇乡村及外国海船，市舶司上供宝货，所得动以巨万计。官司不能讨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艳，皆有仿效之意。臣恐自此为患未艾，盖缘两路帅司，并无战舰水军，遇有海寇，坐视猖獗，不能进讨。”李纲力劝朝廷，应加强水师力量以清除海患，不能一味退让、招安。1131年，宋廷开始了剿灭海寇的行动。曾在几年前击败过金兵战舰的张公裕，受命将船队分成五组在海上巡逻，搜索海寇踪迹。12月，他在海门港外遭遇有五十艘船的海盗，将之剿灭。同年，水军统制邵青叛乱，利用自己手上的战船围攻太平州（今当涂）、镇江、江阴和通州，被击败后又出海攻打明州。之后，在妻子的规劝下，邵青被朝廷招安，并官复原职。朝廷不仅派水军肃清海寇，还组织船主，五家结为一保，相互监督，以防中间有人支持或勾结海寇，并派海船阻截没有结保的五家授权文书的船舶出海。同时，朝廷鼓励招安海寇头领，将其纳入水师队伍。像朱聪和郑庆等带部下投降并上交船舶之人，朝廷便封其为保义郎，并让其在水师中任职。从此以后，在南宋水师的不断征剿下，自靖康以来的东南海寇被逐步荡平，这为南宋王朝海上贸易提供了有效的安全保障。

三 兴建海船，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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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海外贸易的兴盛与宋代以来航海造船技术的突飞猛进密不可分。尽管有文字记载，中国的船舶在唐朝时曾到达过波斯湾，但亚洲海域的大量海上贸易仍然通过阿拉伯船运输，其次是印度船。在当时，不仅中国商人搭乘外国船只出国，中国的多数沿岸贸易也由外国人掌控。但及至宋朝，中国的造船技术突飞猛进，而且出现了许多革新。宋代海船的载重量大为增加。唐朝的史籍记载的主要还是外国的海船。外国海船不用铁钉，而以橄榄绳穿孔绑结，载重量和安全性都有限。《梦粱录》卷一二载：宋朝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三百吨），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三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这些是常见海船的规模。泉州出土的宋船载重量约为250吨，属中等船。已经超过了当时外国的商船。而更大的海船可载万斛至数万斛。《岭外代答》卷六"木兰舟"条载："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数万斛之船只有用能"持数万斛之蕃舶"的钦州乌婪木才能做柁。元丰元年及宣和五年宋朝政府两次在明州修造载重万斛的"神舟"，作为出使高丽的使者的座船。洪迈在《容斋四笔》卷一九中说"南人有万斛之舟"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宋代全国造船总数巨大。在太宗时全国年造海船、江河舟船共三千余艘，到了至道末年则达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宋真宗天禧末年，每年的数量在至道末年的基础上减少四百二十一艘。但每年新增的船舶仍是十分可观的。宋代海船在制造技术上有不少创新。首先是宋船设置了水密隔舱，增强了抗沉性和横向强度。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横舱壁是由底部和两舷肋骨以及甲板下的横梁环圈着，构成一幅水密隔舱壁，使船舷与舱壁紧密结合，牢固地支撑着两舷，使船体结构更加稳固。宋船还改革了以前使用木锚的传统而使用了铁锚。《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海蛆》载："其铁锚，大者重数百斤，尝有舟遇风下钉，而风怒甚，铁锚四爪皆折。"马克·波罗曾在游记当中对基于南宋时期造船工艺制造出的海船有这样一番评价：我告诉你们，（中国的）船舶大多是由枞木制成，只有一层甲板。甲板以下的空间被分为60个小房间或舱房，具体数量视船的大小有所增减。每个船舱能让一位商人舒适地居于其中。船上装备十分先进的驾驶盘，通俗地说就是船舵。每艘船有四根桅杆和四张帆。通常还会再多加两根桅杆，根据天气情况，这些桅杆能够随时升帆或收帆。有些吨位较大的船，另有十三间货舱，用厚板组装在一起，以防意外发生穿漏，如触礁或被觅食的鲸鱼撞击而产生漏洞……船员们找到漏水的货舱后，马上就会将该舱货物转移至其邻舱，因为这种船造得十分精密，所以一个舱进水，并不影响其他各舱。船员们修理完毕后，再将货物搬回原处。船舶都用两层板打造，即船的各处都有一层覆板盖在底板上。这些木板内外都捻缝，并用铁钉牢牢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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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造船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航海技术也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和发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要属指南针在航海过程当中的广泛运用。在南宋时期， 海船当中设置了专门管理指南针的人员，称为"火长"。泉州海商王元懋曾记载："淳熙五年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三十八人，同舟泛洋。"火长就是专掌指南针，定方位者。《梦粱录》卷一二说得很明确："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针盘就是指南罗盘。罗盘的运用增加了指南针的准确性，从而指南针逐步完全取代了星宿定方位的办法。《诸蕃志》卷下曰：“深海之中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在以星宿或陆地显著地形辨别方位的航海时代，不仅受气候影响很大，而且只能确定大致方位，往往需到岸后循岸人港，极大地限制了航海的安全保障和效率。宋代前往东南和印度等地贸易的周期大为缩短。《岭外代答》卷二称："广州自十一月十二月发舶，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又称："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从蓝里往故临约一月始达"。同书卷三称："诸藩国之如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而据《汉书·地理志》载，汉代出海，从徐闻出发，九个月才抵达泰国华富里，而从印度东返，八个月才能到苏门答腊。宋代的海上贸易周期也远远短于需要徒步跋涉，往返仍需数年的陆上贸易。可以全天候使用、准确度高的指南针，特别是罗盘在航海上的运用，实现了航海技术上的一次革命。使航海安全和效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如14、15世纪罗盘在西方的广泛运用促成了西方人环球航行一样，指南针在宋代的运用也在这一时期航海业的蓬勃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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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指南针的运用外，宋代人的海洋知识在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基础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宋代的航海者已经掌握了东至日本、高丽，南到东南亚，直至中东的季风规律。去高丽是乘夏季西南季风，即《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说："舟行皆乘夏后南风 ，去日以南风，归日以西风。”赴日本也在夏季或秋初乘西南季风。回航乘初春东北信风。南海航线则是冬汛北风发舶，夏汛南风回舶。由于航海活动的频繁，当时人们对各条航路和海外国家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出现了很多记叙航路和海外风情的著作和海道图。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海外诸国地理图》、《诸蕃图》、《海道经》等。这些都是对宋代航海活动的生动实录和总结，也成为了航海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指导。对海洋潮汐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燕肃著有《海潮图》、《海潮论》，沈括的《梦溪笔谈补》也记载了当时人们研究海潮的成就。虽然很多史籍未能保存下来，但这些书籍在宋代的出现说明宋人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海洋知识。

宋代海船在当时还特别注重航海当中对旅客的服务，船舶上会提供给商人舱房和公共间。有些舱房带有柜子和其他便利设施。这些房子都配有钥匙，房间主人可以带上妻妾出行，并随时上锁。有些船员和儿女一起住在舱房里，还在木桶里种厨房用的香料植物和生姜。有些来往于中国和南印度之间的大型船舶，甚至有些大型商船还有"市井买卖，机坊酒肆"以满足乘客需求，乘客可以随时来到船上酒肆当中消费，品尝各式酱菜、梅果、海味，以此排遣长达数月航行中的无聊。

四 东南形胜，海商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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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有以下几条：是从广州或泉州到苏门答腊，在这里是南亚香料的集散地，中国以丝织品、茶、瓷器、铁器、农具等物贸易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胡椒等名贵香料。第二条，则是从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故临到大食（阿拉伯帝国）。基本是沿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至波斯湾。阿拉伯首都巴格达是国际贸易中心，中国把丝织品、瓷器、纸张、麝香等运至阿拉伯，再运回香料、药材、犀角、珠玉等。第三条路线则是从广州或泉州经蓝里至麻离拔。麻离拔地处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卡马尔湾头（今属也门），盛产乳香、龙涎、犀角、象牙、没药等，水陆交通发达，大食及非洲诸国都到此贸易。第四条则是从两广地区出发，前往东南亚进行香料、珠宝、稻种、药材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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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贸易给南宋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从绍兴时代开始，海上贸易每年为南宋朝廷赚取高达200万贯以上的巨额财富。在当时的“远东第一口岸”泉州港已是"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其对外通商的国家和地区高达58个，进口商品主要以香料、药物为主，出口商品则以丝织品和瓷器、茶叶为大宗，而且最多时进出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当时的政府曾以泉州作为我国海外交通计算航程的起点，出口的大宗货物有丝绸绢缎、瓷器、茶叶、铜铁制品等；进口货物有各色香料、胡椒、宝石、珍珠、象牙、犀角等。 海上贸易尤以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地区最为活跃。当时的临安府，奇珍异宝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西湖老人繁盛录》中记载，临安买卖海贸货物的"七宝社"内有珊瑚、香料、宝石、琉璃器具等珍贵货物数不胜数。浙西人刘承节自赣州回浙西，在信州贵溪的客店曾逢数贾客，携广香同坐，相与问从所来，欲买客香。这几个商人就是从广州沿大庾岭道至虔州转往江南东路或两浙路贩卖香药的。常棠《（绍定）瞰水志》载，港市潋浦常有商人把诸货贩运浙西诺郡，绍兴的河里有很多河船，都是来搬载香香货杂色物件等运往各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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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量海外商品的涌入，南宋的海外进口商品加工制造能力发展突飞猛进。在行在临安府设有文思院，职能之一就是加工进口品，满足宫廷消费香药宝货的需要。文思院"监官分两界，曰上界，造金银珠玉，曰下界，造铜铁竹木杂料……每年经文思院加工的进口商品数量十分庞大，宫廷都会取出其中想当大的一部分投放市场以谋取利益。

在宋代，进口品的消费已不像前代，只是局限于宫墙之内和贵族阶层，很多普通人家，特别是当时京城的居民已开始大量消费进口品，因而民间也出现了大量进口品的加工业作坊。南宋时"京城内外有专以打造金泊及铺翠销金为业者，天下数百家。列之市肆，藏之箧盖，通贩往来者往往至数千人"。为了适应香药消费的需要，香药的加工匠人对各种香药的气味、性能等都有详细的认识，并根据不同的消费用途创制了很多香药配制方法。《岭外代答》卷七载，沉香"以诸香草合和蜜调，如薰香衣，其气温馨，然微昏钝"。而"龙涎于香本无损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龙涎，焚之一铢，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座客可用一剪分烟缕"。能剪分烟缕固然是夸张，但说明人们掌握了龙涎能聚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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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朝廷十分重视对于海上贸易的管理，在当时的广州、泉州、明州、杭州设置市舶司，成为发展航海贸易的重要机构。宋代市舶司类似于当今的海关，商家出海贸易必须领取政府发行的“官凭”才能启航，经营进口商品的商入必须领取引凭，引凭即是当时针对商人带来的商品在市舶司纳税后的凭据，只有拿到引凭的商品才可以进行商业买卖活动，如果商人偷卖引凭之外的商品，一经发现，按偷税走私论处。宋廷还对当时海上贸易中价值昂贵的乳香、镔铁、黄铜、玳瑁等物品采取“博买”制度，即政府出资对这些商品大部分予以收购进行专买，以此谋求暴利，稳定市场。同时为了刺激商品在港口区的买卖，进口品营销的纳税与一般商品不尽一样，在市舶司所在州府买卖进口品不再缴纳商税，北宋、南宋均是如此。北宋时规定，市舶司所在地经营进口品，可从便买卖，不许再行收税，更行收税者，以违制论。南宋也如此，建炎三年的条令规定："应贩市舶香药给引人户，遇经过收税去处，依此批鉴，免两州（指杭州、明州）商税。"，但是出市舶司所在地销售进口商品则要收税，商税的征收，在京则交于都商税院，在地方则由各地税务机构负责，到南宋时实行的仍是商人"遇经过收税处，依此（指引凭）批凿"。沿路关市收税，征税的数目也不断变化。宋孝宗时是每贯收三十钱，与普通商税（过税每贯二十，住税每贯三十）相近。淳佑时增至在京每贯收一百钱、在成都每贯收二百钱。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快远洋船舶的周转率，增加海运收入，南宋朝廷于1164年制订了"饶税"政策，规定："若在五月内回舶，与优饶抽税之；如满一年，不在饶税之限；满一年以上，许从本司追究"( 南宋还针对市舶司的官员制订了有关的奖惩制度，能招徕外商的升官，影响海外贸易的则降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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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帝国对于海贸带来的财富使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为了筹措军费粮米，南宋政府为解决沿边军费困难，军械粮饷难以筹措的问题，将海上贸易当中的香药犀象等进口品作为重要的折中代替品，用它们作为钱币向粮商购买军粮，以供应前线军需。南宋开禧元年时为解决养兵之费无所措办的困难，令"每岁于盐、舶二司各拨一万缗入椿积库，以备缓急"。宋南迁之初，全国混乱，立足未定，财政未理，用度奇缺，曾"命福建市舶司悉载所储金帛见钱，自海道赴行在，以解军用燃眉之急。”其二则是用来回收纸币，稳定金融。南宋政府为解决严重赤字的财政，不顾准备金的不足，大量超额发行会子，东南地区最为泛滥，然而钱荒又十分严重，致使会子不能如期收兑，政府不得不采取其他手段，而香药犀象等就是重要收兑手段。隆兴五年收兑第一界会子时就规定香药作为固定的收兑手段之一："令行在榷货务，都茶场将请算茶、盐、香、矾钞引，权许收换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换如之。"南宋一百多年中始终为滥发会子和收兑的艰难所困扰。香药也一直在收兑会子中起着重要作用。宋政府因无力收兑，不得不将会子一再展期，但数界积压，收兑更为困难。庆元元年诏封椿库拨金一百五万两，度牒七千道，官告绫纸、乳香，凑成二千余，贴临安府官局收易旧会"。嘉定年间第十一界会子期满，共有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三十六贯八百文，超过了财政总收人。于是以鬻爵及出卖没官田并储色名件拘回旧会。其中仅以乳香一项就收兑了一百六十余万缗。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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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王朝通过海外贸易的发展，为宋朝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才使得南宋帝国在疆土面积大幅缩减情况下，有了对抗金朝、蒙古入侵的实力，也使得宋朝在冗兵、冗官、冗费、财政开支巨大的情况下保持了基本财政平衡，于此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如泉州、明州、广州等港口城市，成为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地区，沿海地区的造船业、陶瓷业、纺织业等手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海上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商品。更重要的是，随着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逐步在社会当中形成了“不畏艰险，求索进取”的探索精神，让南宋百姓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下，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华章。

参考文献：

1.《海上丝绸之路》

2.《宋要汇》

3.《容斋四笔》

4.《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5.《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

6.《诸番志》

7.《岛夷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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